兖州转型升级从战略性产业项目突破

浙江省 2025-04-05 17:54:14 9857黄盖村云南曲靖陆良县

来自农业方面的土地需求是为了维持温饱生存，来自非农业方面的需求则是为了发展工业和建筑城市，是人类在解决温饱需求后为追求更高层次生活享受所创造的物质条件。

如果这样的改革能够到位，中国将出现第一批真正的现代城市，尽管它们可能不是那么辉煌、宏大。而北京、上海和广州的受访者中则有高达97%希望自己仍然居住在北京、上海和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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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过程其实是行政权力逐级向下汲取的过程，资源的分配必然越来越明显地脱离普通普通民众的控制。接下来的数字则比较畸形了。中国过去60年的城市化确实带有强烈的中国特色，这个特色就是行政权力控制城市化进程，这样的城市化当然是按照权力层级展开的。由此形成的城市是伪城市，缺乏城市的基本精神。宋代以来，尤其是明清时代，在作为统治中心的城以外，出现了大量的市、镇。

这样形成的城市布局必然是头重脚轻，造成大城市崇拜症，让小城镇丧失了基本吸引力。这里没有包括镇，也许，这里的民众向往城市的比例与农村差不多。当然，衡量中产阶级是一个复杂工程，不能单独依赖一个指标，但至少在消费数据上，看不出中国城市化带来了中产阶级的兴起。

如果城市化要降低交易成本和提高规模经济水平，就要有一个前提——增加人口密度。中国城市化和家庭消费成反比的关系是个奇怪现象，这是中国的户籍制度造成的。但反过来也可以说，这些国家的城市化是它们发达的结果。在美国、韩国和中国台湾，城市居民所掌握的土地、住的房子会增值，所以即便丧失工资收益，也可能通过其他资产增值维持生活。

中国20世纪八九十年代前期，乡镇企业非常发达，乡镇企业坐落在农村，不见得非得在城市，从农业转移到工业并不需要人跑到城市。城市化的负面影响但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也有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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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的积极作用城市化对中国的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收入有什么影响?中国城市化最大的正面影响是造就了农民工。我丝毫没有为富士康开脱的意思，我的观点是中国很多的问题反映了中国农村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的困境，这不是工业化和城市化本身造成的。这种空城计是不可能起到任何降低交易成本和提高规模经济的作用的。中国城市化是在土地公有的制度环境下发生的。

从统计局的调查看，在中国城市化步伐加快的十年中，看不出百姓的资产收入有大规模的增加。农民工要储蓄的首个原因是子女教育。但农民工在广东打工的机会成本也很低。如果中国城市化能够一次性提高2.3亿人的收入，这是经济上不得了的成就。

从宏观上讲，户籍制度使我们的经济结构失调。我们本来以前要付很高成本的服务项目，现在只需要付很少的成本就可以获得同样的服务，从这点来讲，也提高了城市居民的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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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各级政府从城市化中获得巨大收益，但它们却用这些资金为自己建立了华丽无比的办公楼、买车。中国是行政性和政治性的城市化，使这个经济补偿机制失灵了。

只是收入来源改变了，过去都是靠劳动收入，现在更多的是靠财富收入。也就是说，中国最贫穷的人在教育方面的支出比例和美国富人是一样的。20世纪70年代，很多第三世界国家政府拼命追求城市化，它们相信城市化是经济发展的原因而非结果，但效果并不理想。城市居民丢了工作，又没有从土地升值得到任何好处。本来应该有一个社会和经济的补偿机制去降低和消化这种冲击的影响，但我们没有这个社会和经济机制。是通过新的城市建立，而不是增加既有城市的人口密度来实现的。

调查数据表明，虽然从农民变成农民工这个过程增加了国民收入，但这是一次性的增加，没有连续性。刘易斯讲的是工业化，不见得是城市化，这是有区别的，特别是在中国。

但户籍城市化抑制了消费，增强了农民工谨慎性、预防性的储蓄心理，对消费几乎没有刺激作用。这样才能解释刚才说的现象，即城市化大规模地增加，消费实际上却在相对降低。

中国城市化的速度从2000年起增长很快，但家庭消费占GDP的比重却在2000年后大幅下降，现在这一比重为35%，比表面上城市化水平不如中国的印度低20多个百分点。中国对出口的依赖是土地国有、歧视农村、户籍制度和行政推动城市化的无奈结果。

另一个城市化的正面影响是生活成本的降低经济发展的目的不是为了保住低劳动成本，而是恰恰相反。改革开放之初，劳动力成本优势基于两个前提：物资严重短缺和劳动者权利低。改革开放30余年，人们的绝对生活水平的确提高了，但从相对角度看，好处大多流向了政府和企业。

但在尝到低劳动成本优势带来的增长甜头之后，开始把坚守低劳动成本这一优势变成政策的目标，不许攻破了。南海丰田、深圳富士康给工人涨工资，是值得高兴的事。

按照其他国家的经验，此时，基于低人权的劳动成本优势应逐渐下降，让劳动收入跟着劳动生产率同步增长。但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为生存而生产的必要性逐渐降低，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物质产能过剩，对出口市场的依赖快速上升。

我不是要求各级政府推出新的最低工资政策，或通过劳动法强制提高工人待遇。一旦公民的权利、工人的契约自由与迁居自由权利得到保障，他们跟雇主谈价的地位就能提升，体面工作的可能性才会成为现实。

原载于《财经》杂志 2010年第13期进入陈志武的专栏进入专题：工人加薪收入分配改革。低劳动成本是过去和今天的现状，是暂时可以利用的优势，但经济发展的目的不是为了留住低劳动成本优势，而是要尽早终结这种状况。当然，这种担忧站不住脚。不需政府干预，而是把自由工会权等还给工人，把自由迁徙权还给公民，让他们不管出生在农村还是大中小城市，想到哪里找工作就有权利去哪里应聘，并享受那里公民的保障待遇。

我们不能再留恋基于低人权的劳动成本优势。劳动报酬占比过低的副作用很多。

在生存权优先于体面权时，基于低人权的低劳动成本优势可以理解。也就是说，一旦中国的低劳动成本优势没有了，经济发展就要受挫。

看到因工人停工、跳楼事件引发的涨工资，一些学者认为，让自由工会或其他自发组织代表工人集体协商工资与其他福利是引火烧身，因为这从根本上威胁到中国的低劳动力成本优势。通过雇工和企业的动态博弈，一种新的劳动力市场均衡才可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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